“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1]
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非常必要而且可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对我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2]我国经济的外向度由1978年的9.65%上升到2006年的64.24%，出口额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4.57%上升到2006年的35.36%。（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然而，主要依靠外循环来实现长期发展，在经济发展尤其在大国经济中是不可持续的。近几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3]2020年，我国经济外向度已经下降到了31.65%，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7.65%。（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一些国家地区的某些产业按下了“暂停键”，全球产业链受到巨大冲击。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外循环是不安全的。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全可行的。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已突破1万美元，但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6。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投资还是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规模庞大，发展空间巨大。我国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
我国经济正处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轨时期，旧的投资和消费生态已经难以为继，新的投资和消费生态还处在重构过程中。这些年，内需的增长速度下降比较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从2012年到201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6%下降到5.1%，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由14.31%下降到8%。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采取了强有力的对冲政策，但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仍显疲软。2020年，在GDP增长2.3%的情况下，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保持我国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是应对国内外一切问题和挑战的关键，也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要把实施内需战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把治本和治标结合起来，综合施策，稳中求进，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消费是内需的基础。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产阶级队伍规模超过4亿人，消费需求总体上正在迈向中高端。面对消费升级，供给端升级滞后、粘性特征明显，有效需求得不到充分释放。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提高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打开消费增长的空间，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稳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积极提升产品质量。严格技术和安全标准，强化品牌意识，注重产品的文化内涵，在全社会提倡工匠精神，促进产品向上质量、树品牌、有文化升级。要培育新型消费，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鼓励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4]要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保护和发展中华老字号，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率先在化妆品、服装、家纺、电子产品等消费品领域培育一批高端品牌[5]。要提升产品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推动供需协调匹配。
不断拓展消费领域。要适应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消费需求，顺应人民群众消费向健康、文化等领域拓展的需要，发展现代高质量服务消费。要打造文化艺术精品，提高文化娱乐、旅游休闲水平，提升旅游产品供给质量。要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消费提质扩容。要积极为传统消费赋予新内涵，对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健全强制报废制度和废旧家电、消费电子等耐用消费品回收处理体系，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6]
持续优化消费环境。传统的消费环境和消费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要针对老百姓消费心理的变化和消费需求的升级，在提升商品质量的同时，打造温馨、多元化、富有文化内涵的消费空间。要从城市规模和发展的实际出发，布局和优化消费空间。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规划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改善县域消费环境，推动农村消费梯次升级。
继续发展线上消费。“互联网+”消费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有着无限发展空间。要逐步规范和加快发展并重、提升品质和拓展领域并重。要推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便捷舒心的服务和产品。要规范平台企业合规运行，引导企业合理降低商户服务费。密切配合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安排，大力加强增加停车场、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建设，为城乡居民购买和使用电动汽车提供更好条件。
三、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1981年到2020年，我国名义GDP翻了206倍，年均增长14.64%，而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翻了549倍，年均名义增长17.55%（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目前我国投资增长，既面临着由粗放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挑战，更拥有着巨大发展机遇。传统的“铁公基”投资需求仍然巨大。以铁路建设为例，在19世纪末，美国的铁路里程已达到25万公里左右，我国目前铁路里程大约接近15万公里。以机场为例，美国的机场数量有2000多个，而我国还不到300个。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加快推进。我国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空间广阔，仍将发挥关键作用。
要加快补齐投资领域的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按照能快则快的发展思路，投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留下了一些短板，影响了投资效益的充分发挥。补短板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把补短板作为投资重点，聚焦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特别要加大对公共卫生应急保障、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推进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要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重大项目工程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国家发展的重要平台。要落实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规划，优化铁路、公路、水路、油电气通道、网络通道、机场和海港的布局，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防洪减灾工程，提升国家森林公园、草原建设水平和沙漠、戈壁治理水平，推进重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别要按计划推进列入“十四五”规划的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投资建设。
要加大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投资保障力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这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保障条件。要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加大对中低端产能更新换代、对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特别要加大对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要按照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求，加大对城市的交通、公园、水系、文化设施和基本生活保障等基础设施投入，积极推进对老旧小区的改造，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加大对县域和小城镇的环境提升改造投入。要围绕农业现代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提升县域农业产业园的建设质量，加大对事关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农村村落的调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稳步解决“垃圾围村”和乡村黑臭水，继续加大对农村厕所和饮用水设施的改造，稳妥提高乡村政权物质基础保障水平。
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发挥民间投资的生力军作用
民间投资是我国投资的基础力量。民营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些年，民间投资增长有弱化的趋向。“十三五”期间的多数年份，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到2020年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405928亿元增长到527270亿，年均增长5.37%，而民间投资由232644亿元增长到289264亿元，年均增长为4.45%，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由57.31%下降到54.86%。在稳投资、促发展进程中，民间投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要把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领会到位、落实到位。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7]我国部分民营企业经营发展和投资中仍然遭遇“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三座大山”。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调研不充分，没有认真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8]
要大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把着力点放在继续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上。要继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努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民营企业家需要的是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竞争中性原则+所有制中性原则”“两个中性”原则。要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的市场空间。要重点解决重大投资项目中存在的垄断性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让各种所有制主体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可以适当曝光一些不公平选择投资项目主体案例，从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上给民营企业家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要畅通民营企业家诉求通道，加大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与民营企业家交流联系力度。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五、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无论是生产性的投资还是生活性的消费，小到个人之间、大到企业甚至国家之间，都是从供给到需求的闭环性经济活动。实施内需战略，构建双循环格局，要“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9]
促进国民经济循环。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优化提升供给结构，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协调发展。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加快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健全市场化法治化化解过剩产能长效机制，完善企业兼并重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矫正资源要素失衡错配，从源头上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健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构建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格局，促进城乡区域良性互动。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畅通商品服务流通渠道，提升流通效率，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加快构建统一市场，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和最佳实践优化市场环境，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有效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加快发展冷链物流，统筹物流枢纽设施、骨干线路、区域分拨中心和末端配送节点建设，完善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设施条件，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完善商贸流通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支持便利店、农贸市场等商贸流通设施改造升级，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加强商贸流通标准化建设和绿色发展。加快建立储备充足、反应迅速、抗冲击能力强的应急物流体系。[10]
降低物流交通成本。首先要提高铁路运力。目前，我国全社会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只占GDP的7%左右。其中，铁路运量占比低可能是主因。铁路运输成本大约是高速公路运营成本的1/3。2020年，我国铁路运量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运量分别占总运量的74.3%和16.2%。而美国铁路运量比重达到20%左右。（注：数据来源：黄奇帆.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中信出版社：2020年。）要努力提高铁路运量比重，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深化交通枢纽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同时，要积极降低高速公路管理成本，加大高速公路运营核算，降低高速收费和时间成本，减少高速公路检查站环节。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畅通智慧交通。
完善宏观政策体系。保持合理的财政支出力度和赤字率水平，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构建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增加研发投入、调节收入分配、减轻消费者负担的税收制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创新结构性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规范发展消费信贷。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支持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11]
六、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推进国际大循环，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效率的需要，是我国经济强身健体的需要，是促进全球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2]
稳定国际进出口市场份额。实现超过60%的对外依存度已无可能，大国经济主要以内需为主。但是，对于我国这样经济体量的国家，稳定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保持一定规模的对外依存度，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要优化出口市场布局，既要拓展新兴市场，也要深耕传统市场，特别是要扩大与周边国家贸易规模。要逐步培育和发展国际产业链中的具有我国比较优势的领域，强化出口能力的不可替代性。要持续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提升我国出口商品质量，稳步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要积极完善出口政策和环境，进一步降低出口交易成本，减轻出口企业负担，提高国际竞争力。要同步扩大出口份额，继续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进口，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要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深化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促进平台、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建设，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模式，鼓励建设海外仓，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积极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强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提升国际海运竞争力。优化国际物流通道，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13]
提高双向投资发展水平。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我国已经由引资为主向双向投资共同发展转变。2000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只有19.56亿美元，而引资高达550.1亿美元，引资规模是对外投资规模的28倍。2020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增长到1102亿美元，引资对对外投资比重下降到1.3倍。从2002—2020年，我国引资年均增长5.51%，而对外非金融类投资年均增长25.1%。（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这是我国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共同发展的需要。要继续扩大双向投资规模，逐步实现进出均衡，不断提高双向投资质量。要高效利用全球资源要素和市场空间，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保障机制，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相关业务开放。全面优化外商投资服务，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示范效应，支持外资加大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现代服务等领域和中西部地区投资，支持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坚持企业主体，创新境外投资方式，优化境外投资结构和布局，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和收益水平。
着力培育对外循环新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世界提供中国的质量标准、政策框架、法规制度、战略方案等公共产品，为全球发展和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智慧。要完善境外生产服务网络和流通体系，加快金融、咨询、会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发展，推动中国产品、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推进多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推动境外投资立法。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多边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
提高消费能力，既要为城乡居民提供所需的消费品，提高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还要让人民群众有能力消费。“十三五”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6708亿增长到1015986亿，名义GDP增长了48.2%，年均增长8.19%，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86588亿增长到391981亿，增长36.78%，比GDP增速少11.4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就更低了，由2015年的15712元增长到2020年的21210元，只增长34.99%，与同期GDP增速相比少13.2个百分点。（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消费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较低、社会保障存在短板、贫富差距较大等有较大关联性。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例，2016年到2020年中有4年低于GDP增速。
要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保持同步。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不能让城乡居民分得蛋糕的份额比例减少了。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指导线形成机制，尤其是公务员工资正常上升机制。公务员工资对社会有一种示范引导作用，要将公务员尤其是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隐性福利显性化、增长标准公开化，从而给各地和各行业工资增长提供指导和示范。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比例，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
要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也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捷径。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还比较大。以高端消费为例，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减缓，但高端消费呈现繁荣局面，奢侈品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1%上升到2019年的2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到2020年的五年间，我国居民家庭高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35%，而中低收入组增长25%。要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群体对象，拓宽技术工人收入上升通道，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完善小微创业者扶持政策。要完善再分配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消费能力，还要解决人民群众敢消费的问题。要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逐步减少人民群众后顾之忧。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增强社会保障待遇和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完善兜底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全面加强社会保障能力建设。要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要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要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向职业劳动者广覆盖。要以城乡低保对象、特殊困难人员、低收入家庭为重点，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和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等专项救助制度，完善救助标准和救助对象动态调整机制。要积极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强化对失能及特困老年人的兜底保障，完善对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逐步提升老年人生活和福利水平。
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房地产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城乡居民收入及其消费能力密切相关。自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保持了20年的繁荣发展局面，城乡居民住房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房地产对我国经济增长也发挥了支柱作用。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也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了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形成依赖，居民购房贷款占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金融安全，尤其是过高房价，透支了城乡居民的未来消费，影响目前消费。截至2020年底，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贷款总额为631901亿元，其中购房贷款44.44万亿，占比高达54.5%。（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规模，确保房价总体稳定，逐步减少购房贷款的规模，为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释放空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70.
[2][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
[4][5][6][10][11][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13.
[7][8]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J].北京人大，2018（11）.
[9][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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